作者：杨东平
当今，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大校园、综合性、办大学城的现象。随着校园越来越大、学生越来越多，人们对于大学以何为大，大学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以及什么是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制度这些问题，却似乎越来越模糊。
一流大学的5个特征
在市场经济经过20多年发展以后，绝大多数人对于现代企业制度都有了清晰的概念，但对于“现代大学制度”仍然缺乏共识，甚至缺乏常识。
世界各国的大学尽管具体的办学各有特色，却具有一些共性，我归纳为5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分别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和学生自治。
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这个概念在中国显得有点陌生，其实就是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大学和政府的相应关系。大学需要自治，这个观点是从大学发展的历史、大学内在的逻辑中产生的。因为大学是传播知识的学术机构，早期的古典大学是具有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实行学者的自我管理。中世纪时，西方的著名大学通过获得国王或教会的特许状的方式维系自治。
我国的法律文件已经规定，大学是一个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内容也在《高等教育法》中有明确规定，可惜的是大多数还没有实现，而且大学争取自主权的动机也逐渐消失了。
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进行的是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当时一批大学校长、学者上书，要求给大学自主权。现在反而缺乏这种体制改革的动力了。因此，办学自主权仍然是大学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基本问题。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这同样也是由大学的内在逻辑、学术使命、社会功能所决定的。为什么要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呢？为什么当年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时，要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作为非常重要的价值、作为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奠定下来？因为大学是一个探求真理的机构，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而探索真理的前提是自由，由于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真理何在，只有通过自由的学术进行探索。
19世纪德国的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标志着大学从古典大学进入现代大学，奠定了大学学术自由的价值。
学术自由有不同的层面，除了科学研究的自由之外，还有两个自由，即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
教学自由是对于教师的职业而言的。在国外一些大学，教师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对于如何讲一门课、如何组织课堂教学，完全是教师的权力，所以课堂完全取决于教师本人的愿望，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但前苏联比较强调规范化、制度化、统一化，形成了教研室制度。
学术自由对学生而言，就是学习自由，这是一个比较被忽视的概念。这意味着大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专业和学习方式，大学应该允许学生改换专业、调换学科，也应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比如说非全日制的部分时间学习、中断学习保留学籍等。
为什么学生应该有选择的权利？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大学以高深学问为追求，学生没有内在的兴趣去学习，怎么可能产生有价值的创造和发现呢？我们熟悉的大师，无论鲁迅、胡适、郭沫若，都是改换专业以后才取得成就的。所以学习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中国今天的高校，学生厌学的比例特别高。这些学生由于各种原因选择了不太满意的专业，有的是对专业不了解或者兴趣改变了，所以相当多的学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但是又无法改变，从而变得厌学，造成非常大的人才浪费。这几年已经有些大学采取了措施，例如规定学习成绩在前百分之多少的学生，可以改换专业，但是自由选择专业还没有成为一项制度。
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它要表述的是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需要进行一种学术内行的自主管理。“教授治校”是沿用过去习惯的说法，由于现在大学的功能极大地扩大了，现在通常提“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实质是大学要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而非行政本位或官本位的管理。
近几年这个问题也有了一些变化。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了学院级的教授委员会，实行“教授委员会领导下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目前全国已经有几十所高校实行了不同性质的教授委员会管理。当然，中国高校要真正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平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涉及到现代大学的培养目标。
培养通才还是专才，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最著名的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初，在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发生的“通专之争”。由于是战争时期，教育部要加强抗战人才的培养，要求采取“通专并重”的方针，减少文科学生比例，更多地培养实用人才。这个政策遭到了北大、清华等一批人文学者的强烈批判，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写了《大学一解》参与讨论。
梅贻琦以《大学》之语作大学精神的新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认为在大学期间，“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针对政府重实科轻文理科的政策，即“通专并重”的培养方针，梅贻琦认为是不可行的。他认为：“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要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我认为是工业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而言，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人才，而且是组织人才，所谓“工业建设的领袖”，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真正的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严格的自然科学认识倒是比较次要。”
国外的大学，本科生实行通才教育是一种基本的教育制度。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潘光旦，认为大学教育根本就是“士”的教育——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朱光潜撰文解释西方大学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想，认为一种“宽大自由的教育”，其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此非谓大学生可不具备专门职业之知识与技能，但以此为未足。理想的大学生应退可为专才，进可为通才，以其所学施之于特殊职业，固可措置裕如；施之于领导社会，主持政教，亦可迎刃而解，所谓‘宽大自由教育’者其义如此”。
也就是说，虽然大学教育与职业岗位直接相连，但大学的培养目标并非仅仅定位于培养医生、工程师、专家，大学的真正追求在于培养“士”，是能够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的栋梁人才，即培养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
如何判断一个专家是不是“知识分子”，是件很复杂的事情。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作了一个很中肯的评断，“一个能够研究出原子弹的人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能够在反核宣言上签字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必须有人文主义，人的理性、良知、情感乃至常识的制衡，从中发展出关于科学技术的伦理准则和价值判断，从而在“能不能够”的技术理性之上，加以“应不应该”的价值判断。这就是知识分子与专家的区别。
我们今天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如不愿为教育、文化、环境保护投资，除了有体制、政策等制度性的原因之外，背后还有一个确定的教育原因：我们的许多管理者是在过去几十年缺乏人文内涵的专业教育中培养出来的。
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都要经历这样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革命家、军事家治国；第二个阶段是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硬专家”治国；第三个阶段是文科专家，比如法律的、经济的专家治国。要培养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大学教育必须超越狭隘的专业训练，而进行广博的通才教育。近两年，大学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设通识课程，北大通过举办“元培班”进行通识教育的尝试；复旦大学做得比较彻底，所有的新生入学后不分专业，先进行通识教育，一年以后再分专业。这都是很好的尝试。
学生自治
学生自治，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人也是非常遥远、非常陌生的，但是我们翻一下上世纪30年代的杂志，无论是鲁迅、蔡元培、陶行知还是胡适，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这个词；每年的开学典礼，都会讲到学生自治。因为大学和中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中学生是未成年人，大学生已经是公民了，现代大学就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地方，培养共和国公民，具有非常强烈的公民教育的价值，如果一个年轻的公民在大学期间没有学会自我管理、没有学会自治，而唯唯诺诺，共和国的公民就无从产生。“五四”一代教育家、学者毫无例外都是把学生自治作为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国外高校，学生自治的能力和程度是大陆高校难以想象的。香港的大学生参与的议题从特首选举、基本法修改到学校管理等各个方面。比如近年来，香港中文大学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护校运动”，因为新任校长要推行“国际化”的路线，取消大量中文课程；而香港中文大学的命名和定位就是在香港殖民地时期英语化的教育中确立中文教学的价值，所以这一决定引起学生强烈的质疑。
另外一次是学校为了盖大楼要砍倒很多大树，有些是不必要的。学生们为此发起护树运动，在树上系了黄丝带，派人日夜看管，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国大学的学生会、团委干部好像还不是直选，官场化的毛病也为人诟病。1987年上海交通大学实行学生会干部直选，成为一个重大新闻。如果大学以培养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为使命，学生在大学期间却没有学会自我管理和社会治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陷。
关于大学制度的两个概念
关于大学制度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第一个概念，如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一种普适的制度，并不是只适用于西方国家而不适用于中国。事实上，这个制度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长期、有效、大面积地实行过，造就了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优秀典范。
第二个概念，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需要推行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教育体制改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是以经营创收为中心，这些年来的改革开始重视教育内在质量的改革，包括课程改革等尝试，但是最重要的体制改革仍然没有成为改革的中心议题。当前中国大学制度建设最主要的问题，仍然如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提出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这一弊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严重的回潮，比较典型的是2000年前后，以清华、北大为首，国家确定了一批“副部级大学”。2000年，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下达了一个关于事业单位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的纲要，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淡化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逐渐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但高校却反其道而行之，搞了30多所“副部级大学”，在继续强化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
当年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首先是恢复大学为学术机构的属性，而不是贩卖文凭、博取功名的机构。过了不到百年，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一些高校又成为行政化、官本位的学校，这种组织制度跟我们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必须看到，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大师云集，这种局面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并不是靠急功近利的短期政策能够催化出来的。这个制度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如果一个大学没有建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样的基本制度和文化，国家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造就真正的大学，更不要说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一个最大的挑战。当然，今天的大学面临着的还不仅仅是行政化、官场化的压力；由于市场经济的改革，大学又多了一重来自市场主义、商业化对大学价值的侵蚀。很多重点大学几乎都变成了停车场，名车拥堵、财源广进，经常引起社会舆论的非议。
总而言之，今天的中国教育已经超越了十多年前那种极其贫困、极其短缺的状态，今天我们比以往更有条件去追求一个理想的教育。因此，要奠定一个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在这个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推进教育制度的改革，只有这样，中国教育才能走上真正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国的大学才能真正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实习记者李娜根据作者9月21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讲座整理。)
